张楚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上面是同样破旧的格子衬衣，留着孩子气的帽儿头，不知所措的坐在角落，长长地烟灰从夹着的香烟上掉落，然后他来到舞台中央，坐在高脚凳上，用腼腆的嗓音开始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唱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唱蚂蚁蚂蚁。
那是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勘。
窦唯有着不属于摇滚歌者的干净外貌和秀气五官，穿着黑色的西服靠在雪白墙壁的走廊上，内敛又优雅。“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梦，都是为了梦想去做事，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活在梦里，我自己也一样。”白色的幕布拉起的时候，灯光从身后射出，照在他那时还尚未发福的身体上，巨大的影子投向台下的观众。观众欢呼。
那是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勘。
6岁起随父亲学习音乐，11岁拍摄了当时著名的儿童影片《四个小伙伴》的何勇，单纯、憨厚的笑还会不时在他脸上闪过。穿着蓝色条纹的海魂服，脖子上系着红色的绳结。在舞台上着魔的疯狂的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告诉我们，在钟鼓楼，有那么一群人，在过那么样的生活。
那是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勘。
每个人都有一颗摇滚内核，因为我们坚强而嘶哑的声音所发出的呐喊总被淹没在混沌而不知方向的洪流中，因为我们敏感又多伤的灵魂所企望的自由总被束缚在脆弱而就木的肉体中。这种呐喊而又被淹没的失望，这种企望而又导致的绝望，让我们不甘而又不能够。
我们是房子的奴隶，是车子的奴隶，是女子的奴隶，是孩子的奴隶，是票子的奴隶，是上层建筑所统治的奴隶的奴隶。所以，郑钧说：“奴隶，努力。”所以，摇滚，只能是奴隶的内核。奴隶们用它向麻木而又不自省的奴隶发出呐喊，奴隶们用它向贪婪而又不知足的奴隶主大声咆哮，奴隶们用它向常被提起而又无法企及的梦想发出召唤。
我们不要看那些不自知的人们对我们指指点点，我们不要那些混沌而不知方向的洪流抹掉我们的棱角，我们不要看着自己在体制内死亡。我们把自己关在房间，打开音响，像何勇一样穿着蓝色的海魂衫，像窦唯一样靠在雪白的墙上，像张楚一样不知所措的吸着香烟。
整整十五年，再也没有大陆的摇滚乐人去过香港红勘。现在的张楚，隐居又复出，破誓唱了说永不再唱的《姐姐》，看上去，他苍老了很多，原本只是茫然的表情现在添了憔悴，那张孩儿脸，比一块贫民的墓碑更呆滞；现在的窦唯，离了婚，烧过车，唱起歌来像个腼腆的孩子，和观众隔着块布，即兴的随着音乐哼哼；现在的何勇，像个体制内的中年人发起了福，烧了自家房子，精神时好时坏。他们，是曾经的魔岩三杰。
剖开摇滚的内核，我们看到什么。我看到一条破旧的牛仔裤，一件格子衬衫，一条血红的绳结被系在脖子上，一个秀气干净的少年靠在墙上，烟雾缭绕。
1980年12月8日，Lennon走向曼哈顿岛的达科塔公寓大楼前时，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他的歌迷射杀。 Lennon说过：“摇滚的孩子不会死去，他们只会渐行渐远。”
是的，摇滚的孩子不会死去，他们只会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