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久没有照看一下自己的内心，当我们慢慢觉得这个名词有点廉价：温情。然而当戾气涌上心头，唯一能抵抗的却只有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直立行走的人，作为一头与草履虫有区别的有灵性的动物，我们应当有理性，否则就是立在沼泽中，即将陷落的大树。但我们同样需要温情，否则就是立在荒漠中，就要被闪电劈开的大树。关于理性与感性，我有个基本的判断：当面对宏大叙事时，最好使用你的理性；但面对个体时，最好让我们陷入不可救药的温情。比如面对父母，面对妻子，面对兄弟。让我们多一点温情，少一点戾气。没有圣人，没有先知，没有救世主。不要把脸蛋绷成钢筋混凝土那样扎实，也不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站到喜马拉雅山巅。我们所说出的话，应该带着体温，应该流自内心，不该是冰冷的肾结石，不该是坚硬的玻璃渣。当空洞的理念压倒了内心的温情，这理念就可能沦为咒语。当自私的欲念越过了伦理底线，这欲念就可能沦为凶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返回细小，重寻温暖？
人若能真诚地使用自己的记忆力，一定能找到成千上万个温暖的细节。我这一刻想到的是金币巧克力、酸菜鱼、靠椅。
我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得了肾周围脓肿要动手术，而他又有先天性心脏病，因此屡获病危通知书。当时他在乐山专区医院住院，妈妈守他，我在牛华镇婆婆家，我姐在五通桥竹根滩。每到周末，我姐就带我上乐山看爸爸。姐姐只大我三岁，但在带我去乐山看爸爸的路上，必须扮演一个大人的角色。她每次都带我下错车，在一个耸着“不打针不吃药驱除蛔虫”广告牌的地方，然后每次都带我走错方向，环绕乐山城一圈后才走到专区医院。对10岁的我来说，那段路遥远如长征，每走一会儿我就要哭闹，这时候姐姐就去给我买一块金币巧克力，五毛钱。我慢慢舔着吃，再不闹，如果吃完了还没走到，姐姐就再给我买一个，小号的，两毛五分钱。那是一生中吃过最好的巧克力，让我安神、耐心，燃起希望。
我大学四年级时，因为抽烟喝酒过度，肺出了点毛病，咳得厉害，又懒得上医院，就自己治疗，主要药品是少抽几根烟和每天一个砀山雪梨。当时是冬天，我很瘦，比现在轻50多斤。出门遇风一吹就飘飘欲仙，咳起来也没完没了，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还咳出血，不多，用来洗脚肯定不够，用来刷牙则绰绰有余。父亲到成都开会，来学校找我。见我那鬼样子，给了我一些钱，似乎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接到父亲递给的钱。我父亲是个非常节约的人，他书法好，但只有写字送人的时候用宣纸，几十年练字都用旧报纸，正反面写好几遍，完了还不扔，用来上厕所，因此小时候我的屁股总是黑乎乎的。父亲对我自小也极严厉，妈妈则很溺爱我。读书阶段伸手要钱都是找妈妈，从来没想过爸爸会给我钱，那就像石头人流泪一样不可思议。给了我钱后，父亲还带我去小吃一条街吃饭，点了好多菜，其中还有个大菜是酸菜鱼。那天的酸菜鱼好吃得就像是国手做出来的，我们两个把汤喝得精光，都胀得不行。几周后我的咳嗽好了，从物理角度跟酸菜鱼没关系，但从情感角度，酸菜鱼有极大贡献。
我24岁本命年时，在一家小报当主编，工作很亡命，经常熬夜，有天早晨阑尾炎发作，到下午疼得实在不行才去医院。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爱妻，在医院里守了我三天，就坐在一把普通椅子上守了我两晚上。出院前一晚，我已经能下床走地，甚至想喝啤酒，她才去要了把能够半躺的靠椅来睡。后来我问她为啥不早点找靠椅或要个家属床，她说头两天很害怕我死掉，根本没想找这些东西。我说阑尾炎怎么会死人？她说万一你有够倒霉呢？中国医院这么吓人，看新闻拔颗牙都有弄死人的。
细小的温暖串起来，就是美好的时光。虽然温暖的时光总是要过去，但有它垫底，始终还能找到下一段温暖的时光。人生短暂而脆弱，寒冷的死亡是所有人的的终点，但在撞线之前，我们总是能够让旅途温暖一点。
爱妻怀孕那段时光，是我们有生以来最温暖的时光。尤其是晚上十点以后。客厅里只有我和大肚婆两个人，我们看一些弱智的电影，或者我坐着看书，坐得笔直，好让大肚婆靠在我身上打盹，舒服得就像靠在一座小肉山上。她有时会打点儿芬芳的小鼾，有时还会流一线银色的口水出来。我会认真地听她的鼾声，以判断她是否永远健康，我也会用洁白的手帕为她揩拭口水，必须轻手轻脚，就像一根羽毛掠过一样。这是最好的时光，在这种时刻，人不会再有压力，也没有沮丧，不会有愤怒，当然也不会悲伤。我们就像是童话里的植物，安静地生长在自己的家中，像两株根系缠在一起的榕树，像两棵握着手睡去的藤蔓，哪里管今夕何夕，今世何世，只知道世界长往，此刻永驻。